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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4日）
目 录
1、施一公：做祖国发展的参与者
2、日本教授研制出致命病毒 人类将毫无防御能力
3、男人癌预兆
4、李克强：通过改革允许科技人员持有股权期权
5、类固醇注射疗法对腰腿疼未必有效

1、施一公：做祖国发展的参与者

全职归国6年，施一公仍然对成为祖国发展的参与者而兴奋。无论是痴迷科研的“本性难移”，还是坚守讲台的为师之道，或是大胆改革的理想主义，都擦亮了他“美国梦”是过去、“中国梦”是未来的事实：“大我与小我从来无法割裂，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报国。”

6月，苏州，冷泉港结构生物学研讨会上，施一公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40多位顶尖结构生物学家，畅谈当今结构生物学领域的前沿问题。美国生命科学领域历史悠久、名气响亮的冷泉港会议，因为预见到生命科学将在东方进入一个新纪元而在中国苏州设立亚洲会议系列，并在5年间发展为吸引全世界优秀科学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品牌，这让施一公颇感兴奋。

这并非冷泉港会议第一次让施一公收获难忘片段。2009年10月，施一公飞至位于美国纽约长岛的冷泉港开会，会前顺访普林斯顿大学，住进小镇纳索旅店的“343”房间。他惊诧地看着这个房间号，历史竟如此巧合，1997年2月，他摩拳擦掌地准备到普林斯顿大学面试，就是住在这个房间。12年后，他已然放弃了让人艳羡的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身份，回到祖国追寻理想。原因很简单：他想做祖国发展的参与者。

每当这个情景闪现，一个事实格外清晰：“美国梦”已成为过去，“中国梦”是他的未来。

归来，趁年富力强时

“有一种蛋白复合物，如果发生突变，就可能会导致老年痴呆症。这项研究上的突破将在未来老年痴呆症的治疗上，有很好的应用前景。”施一公谈起科研时的兴奋劲儿，被他的一些科学家朋友戏称“本性难移”。

“做了几十年学术，不做研究就难受，就像不吃饭会饿，不睡觉会困。”施一公说。正是从学生时代便痴迷学术的这种“本性”，让他曾在普林斯顿登上巅峰：身为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又获得了美国霍华德休斯研究员殊荣，并被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杜克、密歇根等10多所美国顶尖大学争抢。

不过，“每次回国探亲或开会，我总会被国内日新月异的发展所打动，也常常会联想到自己的将来”。每次乘飞机离开祖国的时候，他也总有种说不出的惆怅，内心深处有一种萌动。

因为这份萌动，2008年，施一公全职回归母校清华大学，出任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施一公说。

《纽约时报》这样报道他的回归：“施一公和其他顶尖科学家的回归是一种信号，中国在拉近和发达国家科技鸿沟的时间上，比许多专家预期得要快。”

“其实，我的动机再简单不过：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这是每个中国人深入骨髓里的使命感与归属感。”施一公说，“我希望能在自己年富力强的时候回来，为祖国健康工作至少30年。中国面临百年难遇的发展机遇，参与并加速这一进程，难道你不会因此而兴奋吗？”

不做科研就心慌
在科研的贡献上，他同样想做一个参与者。“比我在普林斯顿时玩命多了。”施一公说。

刚回国时，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夜里两三点，大年初一也会出现在办公室。他将自己的睡眠时间缩短到平均每天不到6小时，虽然清华附近有很多他喜欢的餐厅，让他胃口极好，但睡眠的减少还是使他看上去很消瘦。

对科研环境的不适应，因敢言、直言而遭受的一些质疑，也让他遭受到了意料之外的挫折。

回国的最初两年，每天半夜一个人骑车回家，偶尔，他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少年壮志不言愁》：“峥嵘岁月，何惧风流？”

不过，辛苦与挫折不能妨碍他生龙活虎。“在清华的每一天都很激动。”施一公说。

他的同事们戏称：“一公最大的本事，就是给自己和团队‘打鸡血’。”

学生的眼中有这样一个施一公：一大早走进实验室，他已经在那里等待，兴致勃勃地准备开始与学生讨论课题。一个看起来简单的生化结果，会突然激发他的灵感，面对新的科学发现，他就像看到糖果的孩子。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再艰深的科研都不会让人感到沉闷。

清华大学医学院李海涛曾在美国与施一公见面，几年后，他归国加入清华。在施一公倡导建立的结构生物学中心定期交流的教授会上，他感叹于“一公总是不断有新鲜的想法与大家分享”，那种投入与激情不减当年。

“不做科研就心慌。”施一公这样解释自己的科研情结。“若离开实验室几天，不与博士生、博士后讨论课题，我就心虚，觉得自己不务正业。”

施一公坦言，这种状态背后是一种学术上强烈的不安全感。“当你读到一些经典文献，了解到同行取得的重大突破，甚至在学术会议上听到精彩的报告，深受鼓舞的同时，一种不安全感与压力也会油然而生。科学发展这么快，你的贡献在哪里？”

事实上，归国6年，施一公在科研上的贡献显而易见：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学科从只有40多个独立实验室增加到了120多个。他自己也在《自然》、《科学》、《细胞》三大国际顶级的期刊上发表了14篇学术论文。在施一公看来，现在实验室的总体水平，做科研的深度、系统性等，已经全面超过他在普林斯顿2006年鼎盛时期的水平。
就在今年3月，施一公又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了晶体学领域的国际最高奖项——爱明诺夫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引起轰动。而就在此前不久，他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消息，同样令人振奋。

学生也是“一流成果”

用一流成果来爱国——这是一些媒体对施一公报国方式的解读。而在施一公看来，学生也是他的重要成果。

“在清华，我的第一身份就是老师。”施一公说，“教师身份是我的忠诚所在。”

“如果教授不讲课，只能被称为研究员。高校里有一种怪现象，一些教授不上讲台，有人称自己不擅长讲课，有人称自己太忙。”对此，施一公看不惯。
“讲课是育人最重要的环节，精彩的课堂会让学生受益终身。”施一公至今难忘他大学时代讲授生化课程的教授郑昌学。“冬天，他穿着羽绒服走进教室，越讲越兴奋，大汗淋漓地一件件脱衣服，最后只剩下一件衬衫，还撸起袖子，学生听得如痴如醉。我没他讲得好，但希望向他学习。”

施一公对教学的投入，甚至让一些人不那么理解。

“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年轻教授每学年的最低课时数是48节，医学院是64节。而施一公一学年的课有90多节。”李海涛说。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最新课程评估中，“生命科学的逻辑与思维”排名第一，这便是施一公“掌门”的课程之一。

“大学里传授知识的课程太多，锻炼思维的课程太少。”施一公说。在这门课上，学生跟随他领略生命科学史上的重大发现、经典人物，以及重大科学发现的关键实验、重要文献。他在课堂上尽情倾授多年的科学积累，训练学生批判性思维。刚开设这门课时，这位世界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每准备一大节课，就要花上四五天时间。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不仅施一公要站上讲台，他还在学院里规定，引进的年轻人才申请终身教授职位，有一个必备条件：在3年科研起步期之后，每一个学年要达到48学时的授课要求。

“你的科研再忙，有施一公忙？”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俞立说。

不仅如此，在生命科学学院，你还经常可以看到施一公在电脑前帮助学生改论文，在实验室手把手教学生做实验。他在清华大学实验室的重要科研论文的第一作者基本是年轻的博士生，他带的多位研究生获得了教育部博士生学术新人奖、清华大学特等奖学金等荣誉。

至今，施一公的实验室已经培养出16名博士，被美国知名科学家的实验室争抢。“我毫不怀疑他们大多数会脱颖而出成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

共筑科研“理想国”

归国之初，海外媒体惊呼，施一公将引发吸引更多海外华人科学家回中国效力的“施一公效应”。

施一公全职回国6年，海外媒体的预言成为现实。至今，仅被他引进到清华大学全职工作的世界范围的优秀人才便有70余名。

对于“施一公效应”，因“最朴素感情”而归国的他并没有预想到，且自认其背后更深刻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科研环境的改善，但是，推动更多海外华人科学家回国效力，确是他的心愿。

2009年岁末，拟作为特邀报告人赴美国圣地亚哥出席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施一公，因故无法出席。他将一封《致华人生物学家协会》的长信发给了协会成员王小凡和利民，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为了推动清华生命科学学院的改革，并为归国人才创造国际化平台，作为院长，施一公在学院探索建立新的人才引进及评估体制，同时在学校支持下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准聘长聘制度，严格学术标准，激发人才活力，共筑科研“理想国”。

改革的核心是在生命科学院和医学院打破铁饭碗，实行“非升即走”的用人机制——如果在6年之内达不到世界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水平，就必须离开。

人才引进面向国内外开放，全部实行海外评审专家组评议；薪酬体系采取国际通行的年薪制；每个实验室配备启动基金，免去了青年科研者项目、经费申请之苦……
俞立难忘施一公对年轻学者不遗余力地支持：“我2008年刚回国时，经费还没到位，他迅速从自己的经费中为我提供了启动资金的支持，并帮助修改了我的第一篇重要论文，使文章的逻辑变得更清晰。这是对我至关重要的帮助。”

“一公深知青年科研者从海外归国，最需要的是实现价值的平台，他为此做出的奔走与努力，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祁海说。

这些举措从根本上改变了清华生命科学人才的布局和质量，一批优秀青年教师迅速成长起来。在2010年举行的国际评估中，由世界一流学者组成的专家组一致认为，清华大学生命学科总体发展态势很好，其中结构生物学学科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2012年教育部一级学科评估中，清华生命学科实现历史性突破，名列全国第一。
回望归国6年，施一公仍然对于成为一名“参与者”而兴奋。关于未来，他也更加明晰：“大我与小我从来无法割裂。希望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梦想从未改变，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最好的报国。”

2、日本教授研制出致命病毒 人类将毫无防御能力

日本一名科学家2日说，他利用H1N1流感病毒成功研制出一种新变种，这种超级病毒能“摆脱”人体免疫系统。这意味着，一旦人类感染这种病毒，将无法治愈。这项研究饱受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项研究风险极高，如果病毒无意间“逃出”实验室，人类将毫无防御能力。
人造超级病毒
这项研究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一间安保措施严密的实验室中进行，带头人为来自日本的病毒学教授河冈义裕。虽然研究结果尚未正式公布，但英国《独立报》率先爆料。
河冈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在实验室合适防护条件下，通过选取可摆脱免疫系统的病毒，我们就能确认2009年H1N1流感病毒摆脱免疫的关键部分。”
河冈先前一直对这项研究守口如瓶，但在今年早些时候一场科学研讨会上，他公布了研究内容。不少与会科学家听闻此事大感震惊。其中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科学家说：“他使用一种可感染人类的禽流感病毒，而后以这种方式改造病毒。这样一来，一旦病毒逃出实验室，全球人类将毫无防御能力。他此前做的事都很危险，但这次更加疯狂。”《独立报》称河冈的实验“充满争议”、“具有挑衅性”，一些科学家得知后非常恐慌。
不过，威斯康星大学劝民众消除疑虑，因为这种病毒基本没有可能逃出实验室。负责监督这次实验最敏感部分的丽贝卡•莫里茨说，这是一次应激实验，意在使新一代疫苗更加有效。
这次实验事先获得威斯康星公共机构生物安全性委员会批准。但委员会一些成员称，自己先前毫不知情，直到最近才得知实验具体内容。一些成员对实验表示忧虑。
自辩遭媒体误读
河冈2日向法新社记者证实，自己确实已研制出这种超级流感病毒。他说，整个实验过程由资深科学家在适当防护条件下操作，研究方法和安保程序严谨，因此实验安全可靠。
针对《独立报》称实验“具有挑衅性”的说法，河冈回应说，这篇报道“耸人听闻”。他说，实验目的是为研究这种病毒如何变异，以帮助科学家研制更加有效的疫苗。
他同时说，自己已把初步研究报告提交给世界卫生组织委员会，并得到好评。这并非河冈首次人造致命病毒。今年6月，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正在野鸭中传播的流感基因片段，制造出与“西班牙流感”病毒极度相似的一种致命病毒。
英国皇家学会前主席罗伯特•梅教授说，这一工作“完全疯狂”，整个事件“极度危险”。哈佛大学教授马克•利普西奇同样表示担忧：“即便是在最安全的实验室中，这也是危险行为。”
3、男人癌预兆
睾丸变化。睾丸癌多发病在20~39岁之间。建议男性每月自查一次睾丸。睾丸不管增大还是缩小都值得注意，如果出现肿胀、结块或感觉沉重都应及早就医。
淋巴结变化。如果发现腋下或颈部的淋巴结增大或出现肿块，一定要去医院。

发烧。原因不明的发烧也许暗示着癌症，但也可能是其他小病所致。大多数癌症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发烧，通常是在癌细胞从原位转移到身体其他部位时。此外一些血液病如白血病或淋巴瘤等也会导致发烧。

体重骤减。在没有节食或加大运动量的前提下，如果你的体重在3~6个月内减轻超过10%，就应该去看医生。
腹痛和抑郁。如果发生腹痛同时伴随抑郁就要去检查，它很可能是胰腺癌的症状。这种病的其他症状包括黄疸、大便颜色发灰、小便发暗，有时还伴随全身发痒。
疲劳。疲劳是癌症的另一项模糊指标，常出现在白血病、直肠癌或胃癌初期。如果感觉极度疲劳，休息后不见好转，应尽快去看医生。
持续咳嗽。如果咳嗽的时间超过三四个星期，或者咳嗽的模式发生了变化，应该去看看医生。它有可能是癌症的预兆，也可能是慢性支气管炎或胃酸倒流等。
吞咽困难。这通常是胃肠道癌如食管癌的伴随症状。
皮肤变化。许多人都知道痣的变化可能是皮肤癌的征兆，但色素沉着的变化、突然皮下出血或大面积角质化等也须注意。
异常出血。如果大小便、痰中带血，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大便中带血不一定是痔疮，可能是直肠癌所致。
口腔变化。如果你抽烟或嚼烟叶，要对口腔或舌头上出现的白色小点尤其注意。它有可能是黏膜白斑病，发展成口腔癌的几率很高。
排尿问题。上了年纪的男人泌尿系统容易出问题，尿急、尿频、尿不尽、大笑或咳嗽时失禁等都可能由前列腺增生导致，它也有癌变的风险。
消化不良。许多上了年纪的人发生严重消化不良时，常误以为自己得了心脏病。持续的消化不良可能是食道、咽喉或胃部肿瘤的表现。

4、李克强：通过改革允许科技人员持有股权期权

2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上，决定深化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改革试点，引发参会者的热烈讨论。有人称此“非常有含金量”，还有人评价，这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重大利好消息”。会议决定，在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自主创新综合试验区选择部分中央级事业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和收益管理的改革试点。李克强强调，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切实释放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改掉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文件”，让科技人员可以入股、拿期权
在本次常务会议之前，对科技成果创造作出重要贡献的机构、人员给予更多激励，一直是李克强反复强调的观点。一个月前的国务院常务会上，在研究讨论人才培养相关议题时，李克强曾经明确要求相关部门，写入几条明确的措施，“改掉不符合时代要求的‘文件’，让科技人员可以入股、拿期权”。今年3月，在沈阳远大科技创业园考察期间，李克强鼓励企业负责人要大胆“创新体制”，引导科技人才发挥创新力量，为社会创造财富。“我不干涉你们的分配方式，但我建议，要给科技人员股权。”事实上，早在2010年，李克强任副总理考察中关村(5.25, 0.01, 0.19%)时就强调，要在中关村先行先试，鼓励科技创新的政策措施。“推进科研成果处置权和收益权改革，制定股权激励试点方案审批细则”。2日的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语重心长地对参会人员说，中国经济要保持中高速增长，就必须向产业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而要实现这样的迈进，就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创新，必须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没有体制机制创新，科学技术很难转化为生产力，也很难支撑中国经济的跃升。”他说，“要解放思想、拓展思路，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给科研单位“松绑”，中国科技发展会有更多突破
李克强梳理了本次改革试点的两大突破：一是给科研单位“松绑”，二是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我们国家是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来的，科研力量基本集中在中央级、省级的科技单位里。他们创造的科技成果，自己没有处置权、收益权。”李克强说。他还特别引用联想集团[微博]的发展历程举例说明，如果给科研单位“松绑”，中国的科技发展完全可能有更多突破。谈到“如何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时，李克强说，要通过改革，允许科技人员持有股权、期权，让创造性劳动的价值得到更好实现。
通过实践中的探索，进一步推进科研体制改革

讨论中，有参会者也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一位部门负责人提出，如果科研成果的责任人刚好是事业单位的负责人，那么按现有相关政策，对他的股权激励，可能涉及“违规”。李克强要求相关部门对此要有细化措施，考虑得周全一些，在逐步推进科研机构“去行政化”的同时，跟踪改革试点，不断完善有关政策。他说：“各部门要建立联动机制，总体上要服从改革这个大方向，齐心协力，通过实践中的探索，进一步推进科研体制的改革”。李克强最后强调，政府通过期权股权激励科研工作者，但基础科学研究，决不能因此受到冲击。他说：“我们用股权、期权奖励科研成果转化者的同时，也要加大力度支持鼓励那些甘愿‘静下心来做冷板凳’的基础科研工作者。”
5、类固醇注射疗法对腰腿疼未必有效

新研究显示，一种被广泛用于治疗普通腰腿痛的方法——通过类固醇注射治疗椎管狭窄症——或许对很多患者并无益处，专家们表示，医生和患者在使用这种治疗方案前应该三思。
专家称，在美国，医生每年都会为椎管狭窄患者进行数十万次的注射，费用高达数亿美元。

相关人员开展了最大规模的随机试验，对该治疗方案进行评估。研究发现，在治疗六周后，与只注射麻醉剂的患者相比，接受标准注射——类固醇加麻醉剂——治疗椎管狭窄症的患者，疼痛症状没有减轻，实际上效果不大。该研究涉及16个地方的400名患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于周三刊登了研究报告。

“实际注射的量当然超出了合理范围，”芝加哥拉什大学医学中心(Rush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矫形外科荣休主任贡纳尔•安德森(Gunnar Andersson)博士说。
“有点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你从核磁共振成像中看到了异常情况，患者也有诉说，然后你就立即让患者进行硬膜外注射。”安德森参与了这项研究。

椎管狭窄通常是由磨损造成的，当脊柱内的空间非常狭窄时，神经受压，引发腰腿痛或麻木。研究显示，在60岁以上的人当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存在椎管狭窄的问题。
当物理治疗或抗炎药都没有效果时，为了避免昂贵的手术，人们通常通过类固醇注射消炎。一些保险公司在批准手术之前，会要求采取注射治疗法。

该研究提供了证据，可以告诉一些患者，“这对你可能没有多大效果，” 雷•贝克(Ray Baker)博士说。曾经担任北美脊柱外科协会(North American Spine Society)及国际脊椎介入疗法协会(International Spine Intervention Society)主席的贝克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一些参与者接受了两次注射，但没有产生较好的效果，“这个结果明显说明，多次注射没有用。”

但是，这篇论文并未说明一些病人应该做何选择。

“对于椎管狭窄，我们并没有太多好的治疗手段，”贝克说。在人口老龄化的情况下，“我们的确是被这个问题难住了。”

有人认为，对于椎间盘突出等其他情况，脊椎注射是有效的。但是在每年享受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的220万注射者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是由于椎管狭窄才进行注射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康复医学教授、该论文的第一作者吉安娜•弗瑞利博士(Dr. Janna Friedly)说。她表示，注射费用为每支500美元（约合3000元人民币）到2000美元。论文回答了北美脊柱外科协会(Spine Society)和由一群医学专家组成的科克伦协作网(Cochrane Collaboration)所提出的问题。两个组织去年所发布的评估报告都未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对某些类型的椎管狭窄采取注射治疗是值得推荐的做法。

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教授、论文联合作者克里斯托弗•斯坦迪尔特博士(Dr. Christopher Standaert)说，“如果真的看不到好处，而你还在反复进行注射，就只会增加风险。”

脊柱外科协会循证指导委员会的联合主席斯科特•克赖纳博士(Dr. Scott Kreiner)表示，新研究将“影响未来的指导方针”。

菲尼克斯的康复医学专家、未参与此项研究的克赖纳说，他将减少对病人进行第二次注射，而且可能还会推荐一些病人尽快接受外科手术。他说，“这或许朝消除或尽量减少针对这个问题的硬膜外类固醇注射又进了一步。”

不过，这项由联邦卫生保健研究和质量机构(Agency for Healthcare Research and Quality)资助的研究还有些问题没有回答。

由于每位患者都接受过注射，而且六周以后，两组人所报告的病情改善比较相似，所以研究人员无法确定在不接受注射的情况下是否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此外，单独注射麻醉剂利多卡因是否会对病情有帮助，目前也不清楚。有些专家表示，患者所报告的益处似乎大于典型的安慰剂效应。

“在我看来，利多卡因不太可能具有长期效果，”弗瑞利说，“但是有人认为它长期有效。”

有些结果表明情况很复杂。三周之后，接受类固醇注射的患者表示，与仅注射利多卡因的患者相比，他们的药物发挥了更大的作用，而且他们的疼痛程度也更轻。到第六周时，这种差异便消失了。如果将病人患有椎管狭窄的时长考虑在内，接受类固醇注射的小组只在效果方面存在轻微优势。